春运开启，一场大迁徙正在北京这座城市进行。拉着行李箱的年轻学生、手提肩扛大包小包的务工人员，涌向大大小小的交通枢纽。

车站，是故乡与远方的中转点。北京西站，列车大多发往西部和南部，铁路线延伸，串起几个“打工大省”。作为全国客运量最大的火车站之一，从1月26日到3月5日，为期40天的春运，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490余万人。

这几天，晚上十点后，北京西站地下广场和候车室两侧商铺陆续关门，脚步声、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乘客说话的声音依旧不断，为了赶上早上的列车，人们常在这里坐等一晚。

在深夜的候车室里，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回家。这场团圆会让他们抛开所有的社会身份，回归到父亲、儿子、母亲、女儿……

年，是过去与未来的衔接。在外奔忙的人在年尾回到故乡，见想见的人，给家人做上几个菜，送出精心挑选的礼物，修整自己的院子……待来年，他们带着新的期待，继续生活。

父亲的行李

大概两个小时前，向代贵坐在地上，靠着行李睡着了。

1月30日凌晨四点，北京西站第五候车室，广播响起，四十分钟后出发的当天第一班列车开始检票。“滴、滴……”身份证在闸机上刷过，人群从他身边经过。

终于有空位子。他起身坐下，搓了搓脸。四川遂宁人向代贵今年57岁了，脸上的皮肤接近黑黄色，胡子长了出来，说起话来，沟壑聚在两颊和额头。

他一进候车室，就吸引了不少目光。

一米五六、一百零八斤的小个子，用一根竹筒扁担，挑两只满满登登的化肥袋，里面是衣服和被褥；扁担两头还挂了一串塑料水桶，桶里装着衣架、水壶、电锅和几盒方便面。

担子有四十公斤重。年轻的时候，他在工地干小工，能挑起比这还重的担子，有时是水泥，有时是砖头。现在，这些重量已经让他觉得吃力。

带有四川口音的中年女人来跟他搭话，“老乡，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啊？”不止一个人对他有疑问。向代贵的嗓门大，说话周围两三排的人都听得到，“都是些衣服破烂，都带回家了。”

过去一年，他漂在北京的五六个工地上，中间还去了一趟沈阳，哪里有活儿去哪里。每次换地方，他都带着这些行李，除了手机里的钱，这是他在外的全部家当。

回家，这些东西还得带着。“带着吧，我们在农村，都有用上的地方，不然过年出门打工还得再买新的，多浪费。”

他吃过苦，11岁时，父亲生病，家里穷得没饭吃，他跟着母亲出门讨饭，做“告花子”。向代贵不在乎周围人的目光。在地铁站，他担心自己东西多、坐扶梯会影响别人，只坐直梯。地铁上，有人打趣问他“是不是收破烂的”，“我只收不卖”，向代贵笑着回应。

地铁上、火车站里，拉行李箱的人越来越多。但像向代贵一样的农民工，依旧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打包行李：特大号印有“中国旅游”的帆布包、床单、尼龙袋，都是他们最常用的。

拿行李多的人，总是自觉地占据检票口“第一”的位置，想快速通过，不耽误后面人。

比如已经在检票口等着的那对夫妻。他们要去湖北十堰，分三趟运来大大小小12件行李，行李箱、背包、手提包……在检票口一一码好后，两人坐在装衣服的包上守着。他们已经四年没回家，北京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越塞越满当，扔又不舍得，便趁这次回家都带走。

每一件行李都有他们的用处。候车室的另一个检票口，立着不知道谁的两台饮水机；回河北邯郸的家政阿姨，绑了一把新拖把在行李箱上，准备带到家乡的楼房里用；河南三门峡的黄升，在怀柔一处工地做保安，他带了五只小号水桶，来年给樱桃树施肥的时候能用到。

回家的时间是一件需要计算的事情。在到达北京西站之前，黄升要倒两趟公交、两趟地铁，花四个小时。计划在车站过夜，他穿上加绒的牛仔裤，绿色帆布包里还带了一件军大衣。

对向代贵来说，回家也要计算成本。K817次列车在早上八点零四分出发，行驶一天一夜后，他才能下车。硬卧410元，他不舍得，因为硬座只要236元。

他奔波了大半辈子，靠自己的努力，和腿脚残疾的妻子把日子越过越好。年轻时，向代贵在工地干杂活挣钱，养大了女儿，2008年大地震后，他又重修了家里的房子。

最近十年，没法再卖力气，他找了“轻松”的活：在工地上做“钢结构”，简单来说，就是把建房子的一根根钢架搭起来，打螺丝，上油漆。为此，他常要爬到高处，只有一根安全带系着，得时时小心。

“人越老越想家，越想回家过年。”这次，向代贵打算回去看看丈母娘，走走亲戚；女儿和女婿吵架了，他得帮忙处理；另外，他计划等拿到工钱，一定要把家里的院坝给打(修)了，了却自己十多年来的心愿。

母亲的挂念

1月27日，零点五十分的列车发走，清洁车亮着黄灯驶过，候车室的座位空了一大半。下一班列车发车时间接近五点。旅客们将要度过疲惫又难熬的下半夜。

近一半人抵不住困意，有的把床单铺在地上，躺下；有人趴在行李箱上，有人枕着同伴的肩膀。凌晨一点钟，黄梅(化名)给手机充好电后，把背包放在座椅扶手上，斜着入睡。

54岁的黄梅原本没打算回家。她在天津做育儿嫂，春节期间，正是城里的家政工缺人的时候，活好找，工资也比平时高，她想多挣些钱。

但一听到妈妈过年回不了家，视频电话那头的小儿子立马眼眶红了。黄梅心软了下来，决定回去。17岁的小儿子今年高三，在高考前的关键节点，黄梅不想让这事给儿子带来情绪波动，影响到他的学习。

她也想孩子。她说，育儿嫂这份工作是舍下自己的孩子，去带别人的孩子，“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

她带了一个背包，手提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天津麻花。

北京西站到广西黎塘的K21次列车，早上八点二十分发车。前一天晚上九点，黄梅就从天津坐车赶到北京西站，吃了一盒泡面后，在候车室里坐着。没有买到硬卧车，她要坐33个小时硬座回家。

在这个年纪，独自来北方打工，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黄梅的老乡在雄安工作，告诉她“这边机会多”。去年9月，她从广西的农村来到2000公里外的天津，经过培训面试后，住到了雇主家中。

北上之前，她已经在广西拿到了金牌月嫂证、护老证。家政公司的培训，主要的作用是让她了解北方、适应北方，同住宿舍的北方姐妹也教她蒸馒头，炒合北方人口味的菜。

但黄梅还是闹了一些笑话。工作第一天，雇主在菜单上列出鱼香肉丝，这是她没听过的菜，公司的姐妹告诉她，食材有猪肉丝、木耳丝、胡萝卜丝……“鱼呢？鱼香肉丝怎么没有鱼？”这句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说到这，黄梅双手捂脸，也忍不住笑弯了腰。

后来，她又知道，“荷塘月色”原来是几种蔬菜的混合炒，也跟着雇主家的老人学会了摊鸡蛋薄饼、擀饺子皮。

她盘算着，等到家，要把新学的这些“名堂”做给儿子和丈夫尝尝。但懂事的儿子已经提前问好妈妈想吃的菜，等黄梅到家，就能喝到煲好的鸡汤。

在天津待了五个月，黄梅还是不适应寒冷干燥的天气，嘴唇上火起泡，手也干裂，在雇主家三个月，她瘦了十斤，儿子在视频里看到她，心疼，“妈妈，太累的话就回家吧！”“没事的，没事的。”黄梅每次都这么说。

她很勤快，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她会回到公司宿舍，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同事们和她关系好，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处出了感情，这也成了黄梅在异乡的精神支撑。这次回家，还有姐妹在微信上给她发来红包，叮嘱她在路上买点好吃的，照顾好自己。

与黄梅隔着一个座位的，是去往湖北荆州的李雪花和她5岁的小儿子。她原计划预约凌晨两点从大兴到北京西站的车，但没司机接单，只好提前打车来。

孩子困了，躺在妈妈的厚衣服里怎么都不舒服，哼唧着一遍遍问，“妈妈，车什么时候到啊？”

李雪花和丈夫在北京打工，5岁的小儿子在老家，公公婆婆帮忙带。她想孩子，儿子一放寒假她就回荆州，把他接到北京团聚。

身边有人不理解，跟她说，“反正春节都是要回家的，就这几天时间了，还把孩子接去干吗？”李雪花觉得不行，即使只有几天，她也想让孩子待在身边。

凌晨三点的候车室里，李雪花把自己的羽绒服拉链拉开，紧紧包着儿子，轻轻拍着，哄他入睡。

孩子的礼物

1月31日，23岁的苏俊熹和梁桂豪坐在座位上，刷手机打发下半夜的时间。他们读大四，刚结束在天津的实习，回广西和家人团聚。

梁桂豪的包里有几份天津的报纸，给爷爷带的。爷爷喜欢读报，他要把自己“所在城市发生的事情带回去”，给爷爷留念。

“平平安安回家”，对苏俊熹的家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礼物，是父母叮嘱他无数次的话。路程要33个小时，除了行李箱和背包之外，苏俊熹还带了一个小挎包，单独放了三块大功率充电宝，以保证手机随时有电。

他是家里的小儿子，父亲年近70岁，他想毕业后找份离家近的工作，陪伴父母。出来实习后，苏俊熹学会了几道家常菜，还学会了包饺子，准备回去做给爸妈尝尝。每年大年三十，苏俊熹一家都会在奶奶的老房子里吃团圆饭。去年，奶奶去世了，但团圆的计划没有变。

候车室里，最扎眼的行李是王昊的——一只粉色毛绒熊稳坐在箱子上，那是他送给一年未见的女友的礼物，行李箱里还有他给母亲带的珠宝和送给父亲的手表。他来自巴基斯坦，本名Alex，曾是郑州某大学的留学生，毕业后在河南一所民办本科学校教英语。这次，他要从北京西站坐车到大兴机场，再乘坐7个小时的飞机到伊斯兰堡。

陈凯刚刚从机场来到车站。他在日本留学，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回国，带了两个大箱子，准备回河南周口的家，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着他用打工赚来的钱给妈妈买的化妆品礼盒、给弟弟妹妹们买的盲盒玩具。

不论年龄，在父母面前，大人也是孩子。

58岁的张香秀，抱着7岁的孙子坐在行李上，她的脚边铺着薄被，丈夫睡在上面。

这次回老家，张香秀最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望88岁的老妈。她心里愧疚。过去的30年，张香秀的身份从妈妈，升级到奶奶。儿子结婚有了孩子，7年前，她搬到儿子生活的城市——辽宁鞍山，帮忙带孙子。平时都是离得近的大姐、二姐照顾母亲，她只能用金钱弥补。

大概8天前，她带着孙子来到北京房山，和在这做装修的老伴儿团圆。等他放假，一起回河北邢台。

“忙忙叨叨，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张香秀感叹。等她回家，要蒸锅馒头、豆包，打了年糕，买上米、油、鸡蛋，去看看老妈。

新的开始

1月27日凌晨两点，电焊工秦松、木工何天、电工郭文志，三个陌生人已经成为朋友十几个小时。他们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务工，在当地机场遇到，一聊，才知道三人坐同一航班回国。

他们在机场的座位顺序，延续到了北京西站的候车室里。他们的话题，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作，到当地物价、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友善态度，再到中乌香烟的区别，就这么一直聊着，没人觉得困。

来自河南新乡的何天性格外向，他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水泥厂，已经连续工作了15个月。拉开他的行李箱，里面是给父母和孩子带的9公斤巧克力、两条香烟、几罐咖啡。

乘坐同一航班回国的还有43岁的刘成。

刘成是何天的工友，做水电，过去15个月，他一天没休息，“下雨天也干。”

他还记得，去年过年，公司给他们准备了六七个菜，一包糖，两袋花生，一人一瓶啤酒，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同胞在异乡过了个年。

在工友口中，刘成是一个节省的人。他们有很多例证：回国时，刘成把能带的都带了回来；行李箱上的那条彩色松紧带已经跟了他十年；从首都机场到北京西站，他不舍得打车，自己一人坐大巴过来；回家的车，他选了最便宜的那班普快，省下70块钱。

“省钱就是挣钱。”刘成笑着说，他的“抠门”是有原因的，“我是过过苦日子的，不舍得花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小学三年级被迫辍学，他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从头到脚的自卑，深知钱来之不易。

1996年那年，北京西站的主体框架已经搭起，工程建设进入尾声，15岁的他跟着村里的人来到这片工地搬砖、和泥，打下手，一天挣七八块钱。一个月后，西站完全建好，他也回到了河北定州的家中。

如今再次来到西站，刘成感慨，“人生就这么过去了，困难的时候也就这么过去了。”

他和何天讨论着，来年还能跟哪些朋友、再去哪些地方打工赚钱。新的一年，他们都期待着新的开始。

春节临近，北京西站加开了多趟夜班车，深夜候车的人越来越多。

拥挤、喧嚣，有人显得无所适从。一个中年人拖着行李箱找到一处空地，直直立着，右手紧紧攥着行李箱把手。

更多人看起来是轻松的。男人脱下皮鞋，换上拖鞋，女孩戴着耳机看剧，几个大叔嗑着瓜子唠嗑，三个人围在一起打牌，孩子和父亲玩起了捉迷藏。大家总有打发时间的方法。

新京报记者 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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