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这也是“人情负担”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农村本就是人情社会，但要将“人情负担”彻底化解掉，仅靠政府行动是不行的，需要社会各方努力。

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四十余年的朱启臻告诉记者，现在的高价彩礼现象，一方面源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另一方面是市场化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使得人情世故被异化了。

朱启臻曾在一中部省份农村考察，当地村民告诉他，目前村民们最大的经济支出就是人情往来。有农民给他算了一笔账，一年中随的“份子钱”，达到5000多元，而当地农民一亩玉米的纯利润才几百块钱。

“份子钱就是面子钱。大家都是村里长大，大部分都离开村里去外面工作。随份子钱多不多，能看出来他和那个人关系铁不铁，也能从侧面看出来在外面混得好不好。”28岁的鲁西南青年林格（化名）说，尤其有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爆火，他几个小学同学去江苏昆山当房地产中介，每逢年关返乡，他们随份子钱总出手阔绰，动辄上千元。

林格家乡一位60多岁的村支书告诉记者，“农村一些人结婚喜欢大操大办，有的甚至不惜负债大办婚礼。请的婚车有十几辆，还都是奔驰、保时捷这样的豪车。其实背后就是攀比心理。男方觉得娶媳妇就该风光，而女方觉得这样嫁人才叫有面子。”

推进乡村移风易俗，近年来得到国家层面重视。在2019年，“天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而从2021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将其表述为“高价彩礼”，并连续3年点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剑指“高价彩礼”问题，受到社会关注。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称，司法部门统一裁判尺度，明确标准、定分止争，对于治理“高价彩礼”有特别意义；各级人民法院接下来将通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依法释理，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出台文件对礼金进行“限额”。今年1月30日，江西省抚州市民政部门称，抚州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2022年，江西省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方案称，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2023年，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婚改办印发文件称，原则上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婚嫁彩礼不得高于2万元，农村彩礼不超3万。

朱启臻认为，农村移风易俗需要社会多方努力，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仅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政府下个文件，很难除弊。因为农村人情负担问题，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且具有一定私密性，这会导致公权力无法监督的情形。”

他表示，高价人情礼金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在京沪、江浙等发达地区比较少，是因为发达地区乡村经济比较活跃，以及城乡贸易比较频繁，这使得人们不把礼金收入当作重要收入来源；另外，城乡联动密切，会有利于农村人转变思维方式，进而提升乡村精神文明。

朱启臻举例说，他家乡在北京郊区农村，目前没有高价彩礼情况，因为村里年轻人，有很多去北京市区学习、就业、生活的机会，这样一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在得到提高的同时，思想上也融入了城市文化，不会过分追求礼金了。

朱启臻认为，移风易俗要取得成效，最终离不开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进步。他说，如果每个农村地区都能实现充分发展，人们不管是进城工作还是返乡创业，都能有就业机会，而且有不错的前景，那么“人情负担”现象会和贫穷落后现象同步消失。

他认为，要降低农村人情负担，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一些地区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就是有效化解人情负担过重的举措。

新京报记者赵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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