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美东时间晚上11点左右，传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去世的消息。

这位著名地缘战略家、外交家的离世，世人瞩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专门发文哀悼布热津斯基，称布热津斯基先生是美国著名战略家、外交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一直坚定支持、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他的辞世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损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友好合作事业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这将是对布热津斯基先生最好的纪念。”

（一）中美建交，做出重大贡献的，除了基辛格，还有布热津斯基

在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领域，有两个人时常被同时提及，那就是基辛格博士与布热津斯基博士。1971年7月，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敲开了大门。而1978年5月，同样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访华，为中美建交确定了更多细节，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每次现身华盛顿的公开讲坛，总能吸引各界关注。而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布热津斯基也时常应邀参加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活动。

最近一次，也是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布热津斯基博士，是在去年11月16日的一次电影展会上。记录邓小平1979年访美的《旋风九日》在华盛顿子午线中心放映，布热津斯基应邀出席并讲话。《旋风九日》中有相当的篇幅，讲述邓小平访美时前往布热津斯基家作客的情节。

忆及当时的场景，布热津斯基博士仿佛回到了过去，任时光回溯到1978年5月。那一次访华期间，他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请他在北海仿膳餐厅用晚餐。就是在晚餐期间，他邀请邓小平访美时到他家作客，享用真正的“美式晚餐”。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一下飞机，便如约来到布热津斯基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的寓所出席家宴。“我们在席间交谈很深，甚至谈到了邓小平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他说，邓小平1979年访美意义深远，中美建交深刻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面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中美已成为世界两大领导力量，两国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将有力牵动中美俄等大国关系，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79年1月，布热津斯基设家宴款待邓小平率领的中国访美代表团一行。（资料图片）

听布热津斯基博士侃侃而谈，我的思绪回到了12年前。2004年1月7日，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我和同事曾有幸对布热津斯基进行专访。那时他刚刚见过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受采访时，他一再强调中美不能偏离合作轨道。他说，如果我们智慧地处理美中关系，我们在共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那么“中国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威胁”的情况可以得到避免。“实际上，我甚至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这种可能性未必完全存在。”

那次专访虽然只有20分钟，但布热津斯基博士关于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等见解，其准确性都得到了历史事实的充分印证。来华盛顿常驻之后，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对他进行面对面专访。

《旋风九日》还在放映之中，布热津斯基博士便匆匆离去。因为与影展主办者熟悉，我们一起在门口等候。看见他行动迟缓，满脸疲惫，关于再次专访的话终于未能出口。帮着老先生穿上风衣，目送他走下台阶坐进汽车。脑海中留下他的背影，不想却定格为永远的记忆，让再次专访的希望化为幻影。

他的助手科琳·菲什返回会场，我与她谈起当年采访先生的情景，并希望能再次对他进行专访。科琳答应说，只要先生的日程允许，他会充分考虑的。之后，我将当年的采访录中英文版都发给科琳。科琳收到邮件之后回复说，她已将相关邮件及材料转给布热津斯基博士，让我等待回复。

过了4天，我接到了科琳的电子邮件。她在邮件中说，“布热津斯基先生感谢您让他忆起当年的采访，也感谢您考虑再次对他进行专访”，只因这一季节的日程之多已经让他满负荷，已无更多空间来接受另一次专访。“布热津斯基博士希望您能理解，并送上诚挚问候。”

虽是寥寥数语，但相对于其他大腕人物采访申请的杳无音信，这已足以让人宽慰，也足见布热津斯基先生的为人。但更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他深邃的学术见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2004年1月，布热津斯基博士接受作者专访。 （资料图片）

（二）“是现实主义者，但并非悲观主义者”

为了准备2004年1月的那次专访，我曾认真阅读布热津斯基先生1997年出版的专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地缘战略》，书中关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棋盘的划分、美国与主要盟国的伙伴关系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等论述，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他一直主张要尊重中国，与中国进行对话，“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将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当然，作为美国的外交家，他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确保美国的战略地位不受动摇。

不过，他对美国近年所存在问题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在2012年出版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一书中，他罗列了美国国内存在的六大问题，从巨额国债、不健全的金融制度、社会流动性受阻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日渐老化的国家基础设施、公众缺乏对世界的了解到政治极化对立严重，可谓精辟犀利。尽管他也列举了美国在经济实力、创新潜力、人口活力、民众响应能力、地理基础以及民主制度等六个方面的“尚存实力”，但他对未来的担忧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如果政治对立和党派偏见继续影响公共政策，无视收入差距扩大，忽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名次受到威胁的事实，那么“对美国衰落的悲观预测就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结论”。

“布热津斯基是现实主义者，但并非悲观主义者。”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这样评价他的前上司。而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评价更高，称布热津斯基为“美国最睿智的政治家和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之一”。

1928年生于波兰华沙，出身波兰外交官家庭，幼年随父母生活在国外，1949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195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30岁加入美国籍，布热津斯基算是一位移民。但他在美国政坛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他的移民身份。

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布热津斯基便已政论文章和专著，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学术界，后来也曾在林登·约翰逊政府任职。但真正让他靠近美国政治外交决策圈的，应该算是1973年，他与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共同发起美、欧、日三边委员会，并担任主任。1974年，他将时任佐治亚州长吉米·卡特介绍进入委员会。两年之后，卡特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最终赢得了大选，并委任他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7年至1981年，布热津斯基担任卡特总统期间，一直以强势著称。他坚持每天为卡特总统作情报简报，而这一角色曾一直由中情局长担任；时常召集记者到其办公室作“独家吹风”，不惜冒犯国务卿万斯；而在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他主张武力解救，直到行动前几天才通知国务卿万斯，解救行动失利后，万斯愤而辞职。

在他任内，促成了几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自然是其中之一。1981年，他被卡特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勋章，嘉奖他对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所做的贡献。另外，他还协助埃及与以色列领导人缩小分歧，最终于1978年9月《戴维营协议》的签署。还有，在他斡旋下，美苏1979年6月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2007年11月，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北京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资料图片）

（三）曾携全家沿“长征路朝圣”

“世界上我最佩服两个人，邓小平是其中一位。” 布热津斯基的这句话，曾广为流传。他与邓小平的交往，也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1年7月，布热津斯基应邀访华，并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和家人一起赴贵州、四川，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走访了遵义、娄山关、大渡河渡口和泸定桥等地。布热津斯基后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文中写道，长征是伟大的史诗，又“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2016年10月25日，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讲座。（章念生摄）

作为一位美国的战略家，他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这一描述，出乎不少西方政论家的意料。但正如罗伯特·盖茨所言，布热津斯基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对事实的执着，会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也正是因为像布热津斯基先生这样务实的政治家、外交家为中美关系发展出谋划策，把脉定调，使得中美关系这艘航船，迄今虽经风浪颠簸，却始终没有根本偏离合作的航道。(编辑：李伟红、孟祥麟、宋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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