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

广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等地都流传一个都市传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当年差一票就能成为普通话。但其实，没有一个方言，能撼动北京话的地位。

许多人都听说过自己的家乡方言离国语只差一点，广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都有这种传说。大意都是因一票或两三票之差，没有选上国语；西南官话（四川话）甚至搞出了各个方言的完整得票数；湖北话则更犀利，说投票时有位仁兄上茅房，导致差了一票，真是一失“禁”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这些说法流传甚广，颇有群众基础，甚至不少学者都信以为真。比如厦门大学中文系易中天教授在其专门讲述方言的《大话方言》一书中，也认为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曾靠投票定国语，而粤语因为粤籍议员多，差点被选中，幸有孙中山先生大局为重，对粤籍议员逐个关说，才让位于北京话。下面就让我们以此为例，专门辟一下谣。

16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的《大话方言》也认为粤语差点被票选成国语。

竞选国语，北方方言碾压粤语

确定标准国语是非常专业的过程，说国语要靠议员选，就好比让政客投票支持牛顿或莱布尼茨一样荒唐。实际上，从民国以来，在国家层面确立标准国语的会议一共有三次，分别是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1923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其中勉强能贴合谣传内容的，只有第一次会议。

当时，民国初立，社会呼吁教育改革，确立国语成为当务之事，在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等人的倡议组织下，召开了民国“读音统一会”，会上也由各省搞了投票。

但首先，与会代表不是各省的议员，而是业内专家，要求以下四条至少居其一：“1.精通音韵；2.深通小学；3.通一种或二种以上外国文字；4.深谙多种方言”，最后确定下来的与会专家一共80人，大部分是教育部选派，其中广东只有4人，而江苏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都远超广东，根本不存在广东人多的问题。

年9月10日，广州。“讲古佬”在用粤语讲演《笑傲江湖》 / 视觉中国

其次，即使在当时的国会内部，广东籍的议员也并无多数优势。当时的民国参、众两院仿照美国设立，参议员除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各省均10人名额，以求对各省公平；众议员则按人口多少分配，每满80万选民增选1名，以求彰显民意。最后广东省在众议院分得30个名额，仅与浙江并列第七。可见，即使在国会按人头投票，粤语也没戏。

关于投票的内容，也不是选择哪种方言做国语。对语言学家来说，国语须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这是常识，不存在异议。

专家的分歧仅仅在于，有的人提议完全以北京话为准，被称为“京音派”，而有的人则提出，北京话已经没有了入声和尖团，在韵律和准确性上有损失，而古音和南京话等方言则仍然保留这两个特色，因此建议以北京话为基础，进行人为修正，形成真正的“国语”，被称为“国音派”。

会议当时选择了第二套方案，以京音为基础，进行人为修正。修正的方式，则是对六七千个常用字，由各省进行投票，逐字确定读音，这就是所谓各省投票的由来。可见，各省投票的内容根本不是选择哪种方言，而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逐字略微的修正，最后修正的结果，仍然是“什九（90%）以上与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这次确立的读音标准，被称为老国音。

16老国音区分尖团音表意更准，如“箭”与“剑”，入声字则便于学习诗词音韵。

而后面的两次会议，干脆压根没有按省投票。

1923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是为了扭转前面“读音统一会”的错误。因为老国音只是看上去美好，从1918年刚刚开始推广就出现了问题，其修正的部分是根据古音、南音（南京话，仍属于北方方言）等人为选择的，没有任何使用基础，没有活的参照，甚至有人讽刺说全国恐怕只有赵元任一人会讲。

因此，当时负责推广国语的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在1923年的第五次会议上，又改弦更张，决定国语发音彻底以北京话语音为准，废除了引入入声和尖团的“老国音”。而此时“国语统一筹备会”已经成为教育部下属的机构，不再向各省负责，自然不会再按省进行投票。自此，民国确立了通行至今的“国语”（书面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口语基于北京话语音）。

16李宗盛等老一辈台湾艺人的国语水平秒杀无数大陆艺人 / 视觉中国

共和国成立之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时，“国语”以北京话为基础已经推广了30多年，教育未曾中断，而且事实证明推行效果良好，如果再次改弦更张，很明显会造成混乱。

这次会议的更重要的议题是研究汉字简化和异体字整理，对国语的讨论则非常简单顺利。会议决定将“国语”一词改为“普通话”，避免显得汉语凌驾于少数民族语言之上。

至于普通话以什么为标准，根本不存在争议，而是直接由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奚若做了题为《大力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经会议代表通过，没有对各方言投票的环节。会议也给出了“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82年，推广普通话被写入宪法。

年9月14日，南京。推广普通话活动在中国城市随处可见 / 视觉中国

由此可见，从民国以来，历次全国性的会议当中，以北京话作为国语，是不断加强的共识。从一开始的以北京话为基础进行逐字修正，到第二次第三次则完全确定以北京话为标准，直至写入宪法。根本不存在什么议员按省投票，更没有长者关键时候表态。

国语为什么要定北京话

谁够资格当国语，先看地盘和人口。按照最常见的划分标准，汉语方言大致划分北方方言（官话方言）、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客语和晋语等一级方言。

一级方言内部，大都可以互通交流（有的也不能）。这些一级方言，体量上并不平均，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不管是地理分布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从地理上看，使用汉语的地区四分之三以上都讲北方方言，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型政权的首都都在这个范围内，南北、东西分布都超过3000公里，覆盖26省。比如黑龙江、新疆、四川的汉人，虽然各处于东北、西北、西南边远省份，但互相都能交流。

年10月27日，奔赴广州的四川农民工会发现四川各地方言十分接近 / 视觉中国

而其他各种汉语方言，加一起只占汉语分布面积的四分之一，而且通识度也非常低。如粤语分布区还夹杂着客家话、潮汕话，闽语区干脆分了闽东、闽南、闽北、闽中、莆仙五个区域，不能互通。

从人口上看，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8亿多，占汉语人口的70%以上，其他方言人口加一起，只有北方方言的人口数量的一半，粤语算上海外人口也不过1亿左右。因此，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的北方方言的权威地位不言而喻，这是北方方言能够成为国语的首要原因。

确定了北方方言做国语，就确定了汉语绝大多数词汇的基础发音，剩下无非是在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江淮、西南八个次级方言中选择一种口音（调值）而已。

16汉语方言地图 / 维基百科

其次，要看政治文化影响力。秦始皇一统六国，实现了“书同文”，汉语的书面语保持了两千年的统一，但局限于古代的实际条件，汉语的口语一直没有做到“语同音”，因此历代都有官话（雅言）一说，目的就是让不同方言区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参照。

元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北方方言内部，北京官话的地位不断加强，逐步取代原来的江淮官话（当时的南京话），而成为政治上最强势、文化上最繁盛的次级方言。比如古典文学的最高峰《红楼梦》明显就是用的清初北京方言写作的（其中也保留了少数南京方言）。这也解释了排除粤语、吴语等其他一级方言之后，为什么在北方方言内部，只有北京官话有资格成为国语。

有人说，北京话虽然是属于北方方言，但在北方方言内部，人口还是太少，只有两千万左右，远不能和西南官话的巨量人口相比。

年2月17日，北京。台湾艺人陶晶莹学说北京话，十分笨拙 / 视觉中国

实际上，北京官话之所以人口少，是因为语言学界从语言发展上，将北京与东北官话人为区分，而实际上使用中，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比西南官话内部的差异（比如昆明话和成都话）还要小得多。

能听懂北京话的人，不需要辨别就能听懂东北话。现在，东北的大批草根艺人在喜剧舞台上能有今天的优势，与方言之便利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其他方言区的人，想要被全国所接受，必须学说国语、接受教育，而受教育之后，往往又脱离了草根层次的趣味。

年2月4日，赵本山家乡艺术团二人转表演，特型演员模仿赵本山 / 视觉中国

还有人认为北京官话不正宗，简化过度，受到了满语等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其实不然。北京官话虽然吸收了一些满语词语，比如萨其马、咯叽（挠痒痒），但主体还是宋朝以来的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到元明时期已经形成了今天的风格，受满语的影响微乎其微。

方言越复杂，消亡越快

回头来看，既然北京话成为国语是大势所趋，不可动摇。那为何各地多有“我们方言差一点成为国语”的讹传呢？有人说因为近现代香港、广东经济发达，激起了粤人的文化自豪和野心，但这不能解释四川话、中原话为何也有这种讹传。

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党同、抱团的群体心理。语言是为了交流，交流是为了相处。处于同一群体当中的个体，会习惯性寻找排外性话题，真伪并不要紧，能增强内部的互相认同感，能更好的相处即可。

讲同一方言的老乡，当谈到如今“难学”“嚣张”“得势”的北京腔时，难免就会激起这种共鸣——京腔有啥了不起，咱们当年阔多了，要不是因为……。所以，那些方言稍微有点分量的，比如经济发达的广东，人口众多的四川，历史悠久的关中和中原，地处中枢的武汉，都会套到自己身上。

16许多武汉人也听说过“武汉话差国语一票”的都市传说 / 视觉中国

不过，这种心理与真正的排外不同，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往往只是为了共同归属或互相认同，反而还有点憨厚可爱。比利时语言学家贺登崧(W.A.)神父，在抗战期间曾经到晋北桑干河畔研究中国文化和语言，他说那里的农民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都很有教养，这与西方“没受教育必然粗鲁“的情况完全不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教育和教养不是一种东西。

但有趣的是，这些有教养的老乡们，在方言上也同样排外，他们对于河北来的货郎，认为其口音“自大摆谱“，因此背地里讥笑货郎们，叫做[khua ze]“侉子”，贺登崧神父不愿意被叫做“侉子”，只有更加努力地学习当地方言。可见，方言上有点自大与排外，是很常见的事情，就好比钱钟书所云，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觉得“外县人都野蛮”，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有人说，语言没有优劣之分，这只是一种不得罪人的政治正确。法语以准确著称，汉语以简洁闻名。如果谁硬要说臃肿模糊的日语效率更高，或者说9声6调94个韵母的粤语更易学，那明显是罔顾事实。

年11月28日，北京。即使是北京话也寻求“保护” / 视觉中国

语言是交流信息的发音和书写方案，不同的“方案”必然有长短之分，比如传递效率、准确性、易学度、稳定性等等。国语已经不再区分入声和尖团，相比较有的方言，在诗词韵律、词性表意等方面确实有不足，但其简化的特点又便于使用和普及。

这两种优劣是相伴生的，就算是那些号称更复杂、更准确的方言，本身也何尝不在变化、取舍之中。语言由繁至简是发展趋势，以英语为例，在所属的印欧语系里，英语几乎是最简单的一种，不分阴阳性，语序统一，这也是便于流通和学习的一个优点。

16主持人汪涵出资500万保护方言 / 视觉中国

目前汉语很多方言片区，已经从四个声调变为了三个声调，有北方方言，也有其他方言，这就是语言自身简化的一大佐证。所以，就算是你的方言再有特点，面对巨大的人口数量和普及优势，以及语言日渐简化的发展规律，也只能是浮云了。

参考资料：

[1] W.A., La en Chine, 1945.

[2]钱曾怡,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 2010.

[3]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2003.

[4]读音统一会, 校改国音字典, 1926.

[5]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 2008.

[6]严泉,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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