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

和孩子一起疗愈

九月下旬之后，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们就忙起来了。暑假时，闫秀萍单次门诊一般就20多个患者，最近，她每次要看的患者数逼近40个。很多家长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家孩子最近没去上学”。

“很多孩子寒暑假在家里待着，没什么压力，心情好很多。一开学，情绪就又不行了。”闫秀萍分析，除了学业压力，孩子还特别在意同龄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个环境里，有些特别敏感的孩子就很不舒服。

无论是在学校老师、精神科医生的观察中，还是在统计数据里，近几年发生情绪问题的青少年都越来越多了。

2023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在4年前，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这种变化，一方面是青少年患病人数真的变多了，一方面是大家尤其是孩子自己的意识提上来了。”谢稚鹃告诉经济观察报，很多孩子是自己决定来医院的，有的孩子跟家长要求了好几次，家长实在拗不过才带过来。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很快意识到问题，有的家长始终抗拒、回避孩子抑郁这件事，觉得孩子就是想不开，矫情，不坚强。“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是相对欠缺的，精神疾病看不见摸不着，不像发烧了一测就知道。”赵梦婕介绍，很多家长听到孩子抑郁了，觉得天都塌了，会否认，会愤怒，甚至觉得医生瞎诊断，或孩子是装病。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看到诊断结果那个瞬间，摘摘“挺高兴的”，原来很多情绪不舒服是真实存在的，自己“被承认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在上课外班，每天晚上都要补课，周末从早到晚补习。那时上课外班要“赶场”，换不同的地方，很多同学没时间吃饭，家长带着饭盒，就在教室里或路上吃。

品兮在家哭了一个礼拜，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养模式。“2012-2015那几年，北京小升初拼得白热化，是课外班的鼎盛时期。孩子太辛苦了”。

品兮原本是一名药品销售经理，她总会督促销售代表们去跟医生打交道，自己也总会去拜访医生，工作压力很大。医药代表不需要坐班，每天中午、晚上需要去门诊找医生交流，但她渐渐中午出不了门，后来晚上也没力气出去了，就在家里躺着。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可能也抑郁了。

“挺分裂的，自己都动弹不得，还要‘鸡娃’。”品兮说，她后来干脆辞了职，专心“鸡娃”，自己状态不好时就把女儿当成出气口发泄情绪。女儿一有小错，她就歇斯底里，训个不停，考试丢分了，她就给女儿加码，要多做多少张卷子，多补几门课……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回想起来，女儿早就有症状了，初二时，每到考试就发烧，心口跳、后背痛、头疼、肢体僵硬，但品兮也只是带孩子喝中药调理身体，满心想的都是不能耽误学习。

品兮慢慢放下管控和期待，允许女儿自由成长。9个月后，女儿重新回到了校园。

陪女儿疗愈情绪这五年，品兮也帮助了很多有同样困境的家长。她专门建了青少年抑郁症家长微信交流群，家长们在交流孩子的失控状态时，她会告诉大家，要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家长是孩子的港湾，给足孩子支持、自由和爱，孩子才可能成长。

“生病的是教育”

“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

2023年10月，詹大年作为主办人之一在昆明举办了“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600多名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医学、心理学界的专家挤爆了会场。

会后，上百名校长和老师参观了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

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

最近，安定医院医生闫秀萍也关注到“消失的课间十分钟”现象，一些学校因为怕孩子打闹出事故，不让孩子课间去户外活动。她希望家长能把心态放好，也希望学校能够多一些担当。孩子通过打闹学着和人相处、处理问题，这是必须经历的成长，长期处于封闭的教室环境，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不利。

闫秀萍注意到，很多学校对有自伤风险的孩子特别紧张，怕孩子在学校出现危险，孩子稍微有一点情绪问题，都会不想让他去学校。孩子要复学时，很多老师会要求医生写上“建议上学”，或“治疗已完成，疾病已痊愈”，但这在医学上并不符合规范。

闫秀萍说，有些小孩会自伤，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只是特别烦躁时划自己一下，没有特别严重的自杀倾向，其实是可以上学的。孩子去上学能有事情做，跟同龄孩子在一起，能起到调整情绪的作用。

“丑小鸭”的孩子有的也会自伤，詹大年把这视为孩子发泄和求助的方式，他相信只要处理得宜，孩子慢慢就不会这样了。

在“丑小鸭”，孩子们可以自主加入学校“法庭”自我管理，书本随处可取，走廊上的钢琴可随意弹奏，操场的防腐木舞台被拖洗干净，方便孩子们“躺平”晒太阳、看书聊天。詹大年觉得，这些做法刚好符合心理学界提出的运动疗法、阳光疗法、群体疗法、音乐疗法、作品疗法……

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为什么呢？医生回答说，抑郁症单靠医院是治不好的，最好要走向自我治愈，这需要心理、医学、教育、陪护多方面起作用，但医院只具备医学功能。

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

也是在这一年，在“丑小鸭”内部的一次心理测评里，90多名在校学生中有71名被评定为“重度抑郁”。

这次测评带给詹大年的困惑和那位西安医生类似：很多事情单靠学校也解决不了，必须多方联手。

经过两年的构想和筹备，2023年10月，詹大年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合办论坛的热度超出预料：原本计划规模是300人，最终来了600多人，很多人搬来小凳子坐在过道，地上、墙边都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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