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编：肖利亚

导读

壹 ||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

贰 || 抑郁症单靠医院是治不好的，最好要走向自我治愈，这需要心理、医学、教育、陪护多方面起作用，但医院只具备医学功能。

叁 || 孩子们情绪问题可能会有社会心理因素，如学业压力、同伴压力、家庭关系等等，只针对孩子去治疗，整个系统不变的话，孩子后期的情绪改善可能会比较慢。

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7日的零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陪着孩子们等待。“请‘加20号’患者到1诊室就诊！”电子叫号机响起，一个妈妈赶忙把孩子摇醒。这个约莫12岁的男孩从椅子上爬起，惺忪着睡眼，被爸爸妈妈拉进了诊室。

作为中国顶级精神专科医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门诊永远是拥挤的，每一处座位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数区域会变得空旷、黑暗，只有儿童门诊例外。

进了门诊大楼，经过空空的成人门诊，再通过两道静谧的走廊，就会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

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

等候叫号的15岁广西女孩是第二次来北京了，两年前确诊抑郁后，父母为她办理了休学。她说起自己走南闯北的求医经历——喝中药、旅居、去各种诊所和医院。上次来京时，她还被带进一间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屋子，和一位“玄学大师”待了三小时，花费5000元。

一位拉着9岁女儿来看医生的妈妈，花1000多元找“黄牛”挂了专家特需号，为了早点见上医生，丈夫在中午先过来取号报到，饶是如此，女儿前面还是排了不少号，她有些着急：“今晚至少要十一点才能排到我们。”

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空地上，几个三四岁小男孩滑着玩具车，吵嚷着跑来跑去。大一些的孩子捧着手机在看短视频，有的打起了瞌睡。父母带着病例、X光片、保温杯甚至课本坐在一旁，略坐坐就站起来张望，追着助理医生问：“还有多久到我们？”

电子屏上变化的数字提示着排队进度，几乎每位医生的“当前患者”一栏都显示为“加xx号”。一位工作人员说：“没办法，孩子们大老远来北京，医生不加号看能怎么办？”

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专注精神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医院“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比四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

而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我爸也该去看病”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

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

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

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品兮曾是一名热衷“鸡娃”的海淀妈妈，女儿摘摘是市重点中学的学生。2017年12月，在摘摘的强烈要求下，品兮带着她去了北京回龙观医院，这是北京市最大的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坐在诊室，看着女儿“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的诊断结果时，品兮一片茫然。

看到诊断结果那个瞬间，摘摘“挺高兴的”，原来很多情绪不舒服是真实存在的，自己“被承认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在上课外班，每天晚上都要补课，周末从早到晚补习。那时上课外班要“赶场”，换不同的地方，很多同学没时间吃饭，家长带着饭盒，就在教室里或路上吃。

品兮在家哭了一个礼拜，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养模式。“2012-2015那几年，北京小升初拼得白热化，是课外班的鼎盛时期。孩子太辛苦了”。

品兮原本是一名药品销售经理，她总会督促销售代表们去跟医生打交道，自己也总会去拜访医生，工作压力很大。医药代表不需要坐班，每天中午、晚上需要去门诊找医生交流，但她渐渐中午出不了门，后来晚上也没力气出去了，就在家里躺着。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可能也抑郁了。

“挺分裂的，自己都动弹不得，还要‘鸡娃’。”品兮说，她后来干脆辞了职，专心“鸡娃”，自己状态不好时就把女儿当成出气口发泄情绪。女儿一有小错，她就歇斯底里，训个不停，考试丢分了，她就给女儿加码，要多做多少张卷子，多补几门课……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回想起来，女儿早就有症状了，初二时，每到考试就发烧，心口跳、后背痛、头疼、肢体僵硬，但品兮也只是带孩子喝中药调理身体，满心想的都是不能耽误学习。

品兮慢慢放下管控和期待，允许女儿自由成长。9个月后，女儿重新回到了校园。

陪女儿疗愈情绪这五年，品兮也帮助了很多有同样困境的家长。她专门建了青少年抑郁症家长微信交流群，家长们在交流孩子的失控状态时，她会告诉大家，要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家长是孩子的港湾，给足孩子支持、自由和爱，孩子才可能成长。

“生病的是教育”

“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

2023年10月，詹大年作为主办人之一在昆明举办了“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600多名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医学、心理学界的专家挤爆了会场。

会后，上百名校长和老师参观了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

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

最近，安定医院医生闫秀萍也关注到“消失的课间十分钟”现象，一些学校因为怕孩子打闹出事故，不让孩子课间去户外活动。她希望家长能把心态放好，也希望学校能够多一些担当。孩子通过打闹学着和人相处、处理问题，这是必须经历的成长，长期处于封闭的教室环境，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不利。

闫秀萍注意到，很多学校对有自伤风险的孩子特别紧张，怕孩子在学校出现危险，孩子稍微有一点情绪问题，都会不想让他去学校。孩子要复学时，很多老师会要求医生写上“建议上学”，或“治疗已完成，疾病已痊愈”，但这在医学上并不符合规范。

闫秀萍说，有些小孩会自伤，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只是特别烦躁时划自己一下，没有特别严重的自杀倾向，其实是可以上学的。孩子去上学能有事情做，跟同龄孩子在一起，能起到调整情绪的作用。

“丑小鸭”的孩子有的也会自伤，詹大年把这视为孩子发泄和求助的方式，他相信只要处理得宜，孩子慢慢就不会这样了。

在“丑小鸭”，孩子们可以自主加入学校“法庭”自我管理，书本随处可取，走廊上的钢琴可随意弹奏，操场的防腐木舞台被拖洗干净，方便孩子们“躺平”晒太阳、看书聊天。詹大年觉得，这些做法刚好符合心理学界提出的运动疗法、阳光疗法、群体疗法、音乐疗法、作品疗法……

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为什么呢？医生回答说，抑郁症单靠医院是治不好的，最好要走向自我治愈，这需要心理、医学、教育、陪护多方面起作用，但医院只具备医学功能。

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

也是在这一年，在“丑小鸭”内部的一次心理测评里，90多名在校学生中有71名被评定为“重度抑郁”。

这次测评带给詹大年的困惑和那位西安医生类似：很多事情单靠学校也解决不了，必须多方联手。

经过两年的构想和筹备，2023年10月，詹大年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合办论坛的热度超出预料：原本计划规模是300人，最终来了600多人，很多人搬来小凳子坐在过道，地上、墙边都挤满了人。

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

和孩子一起疗愈

九月下旬之后，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们就忙起来了。暑假时，闫秀萍单次门诊一般就20多个患者，最近，她每次要看的患者数逼近40个。很多家长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家孩子最近没去上学”。

“很多孩子寒暑假在家里待着，没什么压力，心情好很多。一开学，情绪就又不行了。”闫秀萍分析，除了学业压力，孩子还特别在意同龄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个环境里，有些特别敏感的孩子就很不舒服。

无论是在学校老师、精神科医生的观察中，还是在统计数据里，近几年发生情绪问题的青少年都越来越多了。

2023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在4年前，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这种变化，一方面是青少年患病人数真的变多了，一方面是大家尤其是孩子自己的意识提上来了。”谢稚鹃告诉经济观察报，很多孩子是自己决定来医院的，有的孩子跟家长要求了好几次，家长实在拗不过才带过来。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很快意识到问题，有的家长始终抗拒、回避孩子抑郁这件事，觉得孩子就是想不开，矫情，不坚强。“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是相对欠缺的，精神疾病看不见摸不着，不像发烧了一测就知道。”赵梦婕介绍，很多家长听到孩子抑郁了，觉得天都塌了，会否认，会愤怒，甚至觉得医生瞎诊断，或孩子是装病。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

每次出诊，闫秀萍总尽可能多跟孩子聊聊，病人不特别多时，她会问细致一些，带点心理治疗式的聊天，这样对孩子更好。但医疗资源有限，遇到复诊的、比较稳定的病人时，她只能叮嘱几句话就开药，全程就几分钟。

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赵梦婕介绍，成人抑郁症状比较典型，对自己的情绪体察、表达都会很清晰。儿童青少年可能会表现为爱发脾气，家里就觉得是不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孩子生病还可能有外化的行为变化，如在学校不遵守秩序、跟同学起冲突、成绩变化、学业困难等。小龄的孩子则更多表现为身体的不舒服，可能经常会说肚子疼、头疼。孩子的身体代谢比成人更快，对药又敏感，不良反应可能更大。

她介绍，孩子们情绪问题可能会有社会心理因素，如学业压力、同伴压力、家庭关系等等，只针对孩子去治疗，整个系统不变的话，孩子后期的情绪改善可能会比较慢。

孩子和父母的情绪相互影响。这几年，赵梦婕感觉到，门诊家长的态度有变好的趋势，他们比过去更能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问题，更快去调整家庭环境，也尽可能去寻找资源帮助孩子好起来。“我也想跟孩子们说，遇到困难要跟家长跟老师寻求帮助，大家都特别爱你们，愿意去帮助你们，所有问题都是能够过去的。”闫秀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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